国家级重点学科

最早“三农”问题研究学科

国家“双一流”建设学科

学科交叉渗透培养

当前位置:首页 > 农发动态 > 观点&智库 > SARD争鸣 > 正文

唐忠 陈卫平:深化农村改革,推动乡村振兴——首都农经理论界纪念农村改革40周年学术研讨会综述

时间:2019-07-09

为纪念农村改革 40 周年,梳理和提炼 40 年来我国农业和农村发展的宝贵经验,探索乡村振兴的具体措施,2018 年 12 月 1 日,由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北京大学中国农业政策研究中心、北京林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中国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农村发展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六家单位联合主办的“首都农经理论界纪念农村改革 40 周年学术研讨会”在中国人民大学成功召开。来自全国相关高校和研究机构的学者,相关政府部门的政策研究专家、媒体代表,六家主办单位的学者 200 多人与会。研讨会开幕式由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院长唐忠主持。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朱信凯出席会议并作开幕致辞,中国农经学会会长、农业部原常务副部长尹成杰,中国人民大学荣誉一级教授严瑞珍进行了主旨演讲。

研讨会的大会报告分为三节进行。第一节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党委书记杜志雄主持,中国农业大学原校长柯炳生、南京农业大学教授钟甫宁、国家发改委宏观研究院原副院长马晓河、中国农业银行总行董事陈剑波分别进行学术报告。第二节由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农村发展研究所所长袁龙江主持,农业农村部经济体制与经营管理司原司长张红宇、北京大学新农村发展研究院院长黄季焜、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经济研究部部长叶兴庆、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所长魏后凯先后进行学术报告。第三节由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副院长郑风田主持,中国农业大学本科生院常务副院长林万龙、中国农业科学院办公室副主任王济民、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院长唐忠分别进行学术报告。

研讨会还设置了四个平行分会,59位专家学者在平行分会上分享了学术研究成果。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导下,与会专家学者深刻总结我国农村改革 40 年的历史成就和宝贵经验,为全面深化农村改革,大力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加快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提供有益借鉴。

一、农村改革的主要成就

40 年的农村改革实践,推动我国农业生产、农民生活和农村面貌发生巨大变化,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尹成杰在报告中从十个方面概括了农村改革的成就:党对农村工作的领导明显加强;农业综合生产能力明显增强;农业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明显改善;农业科技进步明显加快;农业农村新型经营主体明显增多;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明显深化;农民生活质量和收入水平明显提高;精准扶贫和脱贫取得明显效果;农村面貌尤其是生态环境明显改善;乡村精神文明建设明显进步。其他与会专家也从不同角度对农村改革的历史性成就作了具体阐述,可以归纳为以下四个方面。

首先,农业生产方面。魏后凯在报告中提到,中国用世界不到 7.5%的耕地,养活了将近 19%的人口,为世界的粮食安全和农业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柯炳生表示,从1978 年至 2017 年,我国粮食总产量增加 1 倍多,全国人均粮食生产增加 120 多公斤,肉蛋奶生产量增加 6 倍多,水产品生产量增加 8.8 倍,水果生产量增加 18 倍多。与此同时,农业生产技术与装备水平、农业生产组织化程度和农业生产效率都得到极大提高,农业现代化成效显著。王济民的测算表明,我国的农田有效灌溉面积占比52%,科技进步贡献率为 57%,农作物机械化率为 65%,良种覆盖率达 96%以上,农产品加工转化率为 65%,这显示了我国现代农业建设开创了新局面。黄季焜的研究指出,过去 40 年,我国农业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 4.6%,农林牧渔业总产值也以年均 5.4%的速度增长,远高于同期人口年均 0.93%的年增长率。农业生产结构也随着食物需求结构的变化而不断优化,在粮食生产增长的同时,经济作物和养殖业得到更快的发展。他指出,农业在数十年内以如此高的速度增长,这是世界农业发展的奇迹。

其次,农民生活方面。黄季焜表示,1978 年改革以来,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年均增长 7.4%,从农业获得的纯收入年均增长4.3%。柯炳生的报告提到,随着农民收入的持续增长,农民生活得到全面提高。以农村居民耐用消费品拥有量为例:2017 年农村居民平均每百户拥有小汽车 25 辆;摩托车、电瓶车 102 辆;彩电 115 台;冰箱 86 台;空调 53 台;电脑 32 台;手机 244 部。农民收入的提高,对农村减贫起到重要作用。魏后凯指出,农村贫困人口在1978-2017 年间减少了 7.4 亿人,平均每年减少 1897 万人,贫困发生率下降了 94.4%,平均每年下降 2.42 个百分点,这种长达 40 年的大规模持续减贫,为世界减贫事业做出了重大贡献。据他估算,在1978-2012 年世界减少的 11.01 亿贫困人口中,中国的贡献率达到 71.82%。

再次,农村面貌方面。柯炳生指出,改革 40 年来农村道路、电网、通讯、能源等公共服务设施有了全面改善,九年义务教育、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农村最低生活保障、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等农村社会事业得到全面发展。王济民表示,98%的村制定或修订了村规民约和村民自治章程,普遍健全了村民互助、红白喜事及民事调解理事会等自治组织,重大村务活动实行集体决策,农村社会管理扎实推进。马晓河认为,农村改革初步实现了农村公共服务从无到有、从少到多,缩减了公共服务城乡二元差距,推进了城乡公共服务均等化。魏后凯的报告表明,改革促进了农村劳动力向城镇转移,40 年来我国新增城镇人口 6.4亿,城镇化率每年提高1.04 个百分点,大规模的快速城镇化对世界城镇化作出了巨大贡献,据测算,世界城镇增加人口有三分之一是靠中国贡献的。

最后,制度创新方面。张红宇认为,土地制度创新是中国农村改革的主线,从“两权分离”到“三权分置”,中国特色的农村土地制度为促进现代农业发展,提高农业效益和竞争力提供了坚实的制度保障。柯炳生在报告中回顾了改革以来农村土地制度、市场制度、农业税收与补贴制度和就业制度这四项制度的主要变革历程。马晓河则系统论述了包括制度改革在内的五大事件对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产生的重大而深远的影响。第一,土地制度改革,从体制上根本解决了农产品供给激励机制缺乏问题,为中国在 40 年里利用人口红利实现经济增长提供了难得的条件。第二,以市场化为目标的农产品购销体制改革,为国民经济其他行业在宏观调控下推进市场化改革提供了可借鉴的经验。第三,乡镇企业的迅猛发展推进了我国经济结构的战略转型。第四,农村税费改革催生了城乡公共服务均等化。第五,实施精准扶贫脱贫为建立以中等收入群体为主的橄榄型社会新格局积累了条件。

二、农村改革的基本经验

农村改革 40 年在取得伟大成就的同时,也积累了许多弥足珍贵的经验。与会专家结合农村改革40年的实践,对农村改革的经验进行了深入总结和提炼,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七个方面。

第一,坚持党对农村工作的全面领导。与会专家一致认为,加强党对农村工作的领导,是推进农村改革发展的政治保证,是农村改革取得巨大成就的根源。

第二,坚持改革不断深化和突破。尹成杰指出,从 40 年农村改革历史分析看,改革是推动农业农村发展连续进入新阶段的动力,农村改革推动“三农”工作不断向质量阶段转变。改革是调动和发挥农民积极性和创造性的法宝,维护和实现了广大农民的根本利益,尊重农民首创精神,激发农民建设现代农业、现代农村的积极性。改革促进了农业农村生产要素资源的优化配置,巩固和完善了农村基本经营制度,促进城乡融合发展,释放了农村巨大的生产需求和消费需求,促进了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发育壮大。

第三,尊重农民的首创精神。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副院长庞晓鹏指出,我国的农村改革没有现成经验和模式可以照搬和借鉴,只能是“摸着石头过河”。农民是改革的主角,也是改革的受益者。改革开放以来出现的包干到户、乡镇企业、农村土地“三权分置”、村民自治等都是由农民创造的。实践证明,从实际出发,尊重农民的首创精神,充分调动农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是农村改革发展不竭的动力源泉。

第四,维护和实现农民的合法权益。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部副部长张云华认为,40 年农村改革的经验之一就是逐步赋权和放权,其主要表现在:推行家庭承包责任制,赋予农民土地承包权与经营自主权;逐步赋予农民流转土地经营权的权利,建立并完善土地经营权市场;改革农村集体经营性资产的产权制度,赋予农民对集体资产的股份权能。

第五,坚持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钟甫宁认为,农村改革是从土地产权制度改革开始的,产权主要解决经营剩余的分配问题,改革赋予了农民经营剩余索取权,刺激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但目前有一种产权私有化万能的观点,似乎只要农村土地私有化了,农业发展问题就都解决了,非常值得警惕。唐忠指出,40 年来农村基本经营制度的变化,无论是延长承包期限、承包期内不调整土地,还是确权颁证,形成“三权分置”,都是在坚持集体所有成员分户经营不变的前提下,探索稳定和强化集体成员在承包期内的土地财产权利,实践证明这是正确的。张红宇也提到,中国农村土地制度尤其是经营制度不断创新,在改革过程中体现着基本遵循,即坚持农村土地集体所有、维护承包农户的基本权利和实现经营权流转的多种形式。中央党校经济学教研部徐祥临教授指出,梳理农业社会主义改造以来 60 余年的农村土地制度变迁过程可以发现,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具备两大制度优势,是土地私有制无法比拟的,即这个制度既能保障耕者有其田,又能做到土地所有者、经营者和劳动者三者利益的和谐统一。

第六,正确发挥市场作用和政府作用。张云华认为渐次推进农业农村市场化,逐渐建立农业与农村市场经济体制是农村改革 40 年的主要经验之一。柯炳生提出,农村改革成就辉煌的关键在于在农村改革中注重发挥市场与政府“两只手”的作用。40 年改革的本质就是不断地摒弃计划经济,不断走向市场经济,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40 年改革的过程,也是政府不断放弃一些领域的作用,同时不断强化另一些领域的作用的过程,从而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马晓河在谈到农产品购销体制改革时也指出,我国一直在摸索用“无形之手”与“有形之手”协调农产品供求关系的有效方式,这为国民经济其他行业在宏观调控下推进市场化改革提供了可借鉴的经验。

第七,以循序渐进的方式逐步推进农村改革。张红宇认为,渐进性是中国农村土地制度创新的特点之一,从人民公社时期“两权合一”到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两权分离”再到农村土地所有权、承包权、经营权“三权分置”,渐进性特征十分明显。马晓河将农产品市场化改革的逻辑路径概括为“找准方向—初步改革—全面改革—深化改革”。黄季焜在谈到农产品市场化改革时也指出,改革从农村走向城市,从农业到工业和服务业,采用的是渐进性的改革模式。即使在农业内部,市场化改革也是先易后难,逐渐推开。在改革初期,并没有废除计划经济体制,而是把市场当作对计划经济体制的补充,在改革中后期,才逐渐退出国家购销和国家定价的市场体系。

三、农村改革面临的新挑战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新时代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与会代表一致认为,农业农村发展滞后是我国发展不平衡不充分最突出的表现。马晓河对此做了概括性的描述:城乡融合互动的体制机制依然不畅,要素没有实现双向自由流动;城乡收入、消费差距依然存在,农村公共服务总量不足,结构性矛盾突出;乡村治理体系不完善,治理能力现代化程度有待提高;农业现代化进程相对滞后,离工业化、城镇化和信息化还有不小差距。其他与会专家在讨论中也提出了几个我国农村改革面临的突出问题。

首先,城乡差距问题。魏后凯指出,我国城乡收入差距至今仍维持在较高水平,比 1983 年高 50%左右,而且近年来城乡收入差距缩小幅度明显减缓,说明农民增收难度加大。按照乡村振兴战略规划,城乡居民收入比从 2016 年的 2.72 下降到 2022 年的 2.67(目标值),每年下降不到 0.01,如果以这个速度推进,我们要实现城乡收入基本接近的目标,需要 170 年左右,因此,缩小城乡差距仍将是项长期的艰巨任务。林万龙基于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开发的人类发展指数(HDI),比较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城乡发展差距,结果发现,城乡 HDI 总体而言在持续缩小,但仍存在显著的差距,农村总体要落后城镇 10 年左右。城乡收入差距的缩小,对于 HDI 总体差距缩小起到主要的作用,但是城乡教育差距的拉大,在很大程度上抵消了收入差距缩小所带来的正向影响。他表示,未来的城乡融合发展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其次,粮食安全和农业竞争力问题。黄季焜的研究指出,中国曾经是食物的净出口国,但自 2004 年开始中国从食物净出口国变成净进口国,而且进口增长开始显著快于出口增长,到 2015 年食物自给率降到 94.5%,粮食安全问题再次引起政府的高度关注,也成为 21 世纪初以来农业发展的一大挑战。王济民表示,2010-2016 年粮食平均总成本年均上涨约 10%,售出均价年均增长约 2%,成本增速大于价格增速,农产品竞争力不足成为未来农业发展的主要问题。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王志刚教授也指出,目前我国农产品竞争力不强、农产品质量安全相对堪忧、农业效益不高、生态环境一定程度遭到破坏等问题的存在,可以说明这是一个未尽的改革过程。

再次,农业可持续发展问题。黄季焜指出,过去几十年农业持续的快速增长是以牺牲环境资源为代价,许多农区都出现地下水下降、土壤肥力衰退、农业面源污染加重、生态和环境压力日益严峻等现象。王济民也指出,耕地和水资源短缺,与粮食等主要农产品需求日益增长的矛盾更加凸显。农业可持续发展成为不可回避的问题。

最后,农村社会事业滞后问题。农业部农村经济研究中心张照新研究员表示,目前农村社会事业明显滞后,根据全国普查结果,截止到 2016 年底,只有 32.3%的村有幼儿园、托儿所,45.1%的村没有执业(助理)医师,43.6%的乡镇没有本级政府创办的敬老院,仅有 4.9%的村开展了旅游接待服务。叶兴庆指出,从社会保障来看,目前农村低保、新农保、新农合保障标准要明显低于城镇居民和城镇职工。钟甫宁提出,农民问题是今后三农问题的核心,随着农村老龄化问题的凸显,农村社会保障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重大问题。

四、以全面深化农村改革推动乡村振兴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党的十九大做出的重大决策部署,是新时代做好“三农”工作的总抓手。许多与会专家在报告中都指出,新时代要实现乡村振兴,就需要全面深化农村改革,激发乡村振兴的动力和活力。例如,尹成杰认为农村改革是“三农”发展的重要动力,是乡村振兴的重要法宝。魏后凯表示,改革创新是缩小城乡差距的根本原动力,要以改革激活资源,以改革振兴产业,以改革促进一体化。叶兴庆则提出应瞄准乡村相对衰弱的内在机理,通过改革寻找对冲的力量来振兴乡村。他进一步提出了五种对冲力量:用农业的多种功能和乡村的多元价值来对冲恩格尔系数下降和农业比较优势下降;用空间规划和非竞争中立政策对冲自然要素的逐利性;用返乡、回乡、下乡对冲农村人口的老龄化;用公共服务均等化的理念对冲乡村公共服务的高成本和低效率;用生态宜居和乡土文化对冲都市生活对年轻人的吸引力。除此,与会专家还围绕新时代深化农村改革主题做了深入交流与讨论,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建言献策。现将与会专家发言的主要观点综述如下。

第一,提高农业生产力和竞争力。黄季焜指出,农村制度创新、农业技术进步、农产品市场化改革和农业生产力投入,是中国农业增长的四大驱动力,也是未来中国农业发展与改革的四大法宝。在农产品方面,因为水土资源有限,要在全球背景下解决中国的农业发展和食物安全问题,农业发展要有所为有所不为,要把提升高值高效农业的生产力、食品安全和培育这些产品的市场作为未来国家支农的重点。王济民认为,要立足于资源禀赋和产业优势,走区域化、差异化发展道路,大幅度提升农产品竞争力。具体地,东北、华北和长江中下游,大力发展土地规模化经营,确保粮食和大宗农产品国际竞争力提升;在生态条件较好的山区丘陵地带,大力开发优质、特色、高值农业等,以生态化、优质化、高档化提高农产品附加值;其他地区,大力加强生态恢复和治理,进一步缓解自然环境及生态压力。

第二,坚持走绿色发展之路。尹成杰指出,要把绿色发展的理念贯穿发展的始终,要坚持“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发挥生态环境优势,培育生态环境产业,延长生态链、环境链、财富链。他提出要明确农业绿色发展的政策导向,建立农业绿色发展的激励机制,支持和保护政策要向农业、农村绿色发展转变。要倡导和形成绿色的生产方式,大力发展绿色生态农产品,形成绿色生活方式。林业发展是绿色发展的重要方面,北京林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程宝栋教授指出,林业有两大使命:生态保护和木材供给,两者之间相互循环促进。一个健康发达的林业一定不是长期保护的。木材安全要立足于国内森林资源的实际,通过对森林的高效集约经营,扩大国内木材的产出率,适当依存于对外的进口,来满足人民对于木材不断增长的数量和质量的需求。

第三,拓展农业农村的功能层次。严瑞珍指出,农经理论界要对农业的定义进行重新认识,农业既可以为人们提供生活资料,也可以为人类提供生态保障,农业产业提供商品性的农产品这一特点过去认识得比较清楚,但提供生态产品这种半公共产品的特点过去认识得不够,需要加强研究,农业作为生产公共产品的产业特性应该得到社会的承认和相应的补偿。郑风田认为乡村振兴要拓展农业农村的功能层次。他指出,传统上农业农村一般被认为只有两个层次的功能:一个层次是农产品生产的地方,另一层次是农民居住的地方。而在发达国家,农业农村还有其他层次功能:一是城市的“后花园”,成为城市旅游观光、度假的地方;二是承担城市老人的养老功能,为他们在市区周边提供非常宽阔的养老空间;三是吸引大量的大学和公司总部。

第四,加快消除城乡二元结构的步伐。唐忠认为,城乡融合发展是乡村振兴的重要方面,不逐步消除城乡二元结构,农业转移劳动力总是在城乡之间流动,就无法实现乡村的真正振兴。在这方面有许多工作要做,但其中重要的一点,是让农业转移劳动力定居在所工作的城市并逐步融入城市,这首先就要加快消除公共服务的城乡二元结构,让农民工与其打工所在城市的城市居民享有同等公共服务。但更重要的是降低城市住房成本,让农民工逐步定居在打工的城市。降低城市住房成本的关键,在于改革目前的城市建设用地管理模式,从严格管制土地供给,转变为借鉴农村“一户一宅”的住房用地制度,严格管制居住用地需求,适当放松土地供给,让土地与劳动力实现动态匹配,不只是农村居民,应该是每一个中国居民的居住用地需求都应该有上限。他建议通过“买去地主法”和“税去地主法”相集合的综合措施,来实现“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

第五,推进农村土地制度创新。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副院长郑适认为,当前的中国经济进入了一个相对困难时期,中美贸易战叠加产能过剩,形势严峻。解决之道还在农村,还在制度创新,而农村土地制度改革是关键,尤其是宅基地改革,方向仍然是赋予农民更多自主权。张红宇针对中国农村土地制度创新,提出需要在理念、制度、政策三个层面强化顶层设计。具体包括:要始终坚持农村土地集体所有的中国特色;要依据不同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程度、劳动力转移情况和农业生产条件等多重因素,积极探索经营权流转的多种形式;要认真研究相关理论、法律和政策问题。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李录堂教授以陕西董岭村和皇甫村的改革实验为例,提出双重保障型农地产权市场化改革思路。他指出,在农村土地集体公有制的基础上,建立“土地以公有为主,非集体所有为辅”的新的土地集体公有制,将农地产权按集体占 51%、农民占 49%的比例分配后进行市场化自由流转。集体所占农地产权及收益总额的 51%主要用于农民土地社会保障金和农地规模化公积金,依此形成保障性产权或股权,以解决农地市场流转过程中失地失业农民的生存和就业保障问题,其余 49%的收益归农民个人所有,形成激励性产权或股权,以此调动农民的积极性,这样就可以建立既保证农地集体所有制主导地位,又具有双重保障和稳定性的农地产权市场流转机制。让农民退出土地有保障,进入土地有支持。

就农村宅基地制度改革而言,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曾寅初教授指出,农村宅基地制度改革的目标是促进土地利用和保障农民权益。我国农村宅基地“集体所有、农民使用、一宅两制、一户一宅、福利分配、免费使用、无偿收回、限制流转、不得抵押、严禁开发”的现行制度,带来了农村住房大量闲置、土地利用效率低下、农民权利不完整、开发再利用困难等现实问题。改革的方向是在“三权分置”的框架下明确宅基地所有权、资格权和使用权的具体权能及其边界关系,通过宅基地的流转发挥市场在配置资源中的决定性作用,促进宅基地资源的有效利用,同时充分关注宅基地流转中可能存在的政策风险,建立有效的风险防范机制和应对机制。

第六,赋权于农民。张云华认为,赋权于农民是农业农村改革的遵循与方向,要赋予、保护、放活农民和农村产权,改革农村土地制度与集体产权制度,建立健全农村产权制度与交易市场。马晓河提出,深化农村改革重点要解决人、钱、地的问题,要让农民有更充分的身份自由,有更多和更高发展权,以及更有保障的地权。

第七,促进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陈传波副教授指出,第三次农业普查数据显示,截止到 2016 年底,我国仍然有 3 亿多人务农,其中 2 亿多是纯务农人员,估计每年新增 30 岁以下的务农人员约 300 万人,即每年新增青年农民的数量就相当于美国农民的总量,而且每年还有大量返乡的农民工,从这个角度看,对于“未来谁来种地”的担忧是不必要的。我们应促进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包括创造更多本地的非农兼业机会,对农村劳动力来说仍然非常重要,土地规模经营也要与农村劳动力的就业挂钩,坚持就业优先。

第八,壮大集体经济。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仝志辉教授在发言中阐述了村集体经济的根据和本质。他认为,村集体经济具有以下三个根据中的部分或全部:一是基于村庄范围的农业生产条件整体性结构和对农业生产条件的涵养和整体性利用;二是长期居住于本地、拥有本地生产条件专属权的身份农民共同体的永续经营;三是基于满足社区居民本地化公共服务需求和资源供给的社区共同经济。村集体经济的定义和本质应从此出发。目前政策依据的“农村集体经济是集体成员利用集体所有的资源要素,通过合作与联合实现共同发展的一种经济形态”还未能充分反映现实的集体经济及其未来发展,甚或可能在实际执行中偏离集体经济的本质。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刘金龙教授提出,要赋予集体经济传承乡土文化的职能,向内挖掘发展的新方向,并创新政策支持集体经济发展。

第九,创新乡村治理体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谭秋成提出要完善村民自治制度,让新加入农村社区的居民参与决策、管理和监督,保护这部分新型农村居民的权益。张照新认为要走乡村善治之路,要坚持自治、法治、德治“三治结合”。要加强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完善村民自治制度,依靠自治化解日常经济社会矛盾,依靠法治提供解决纠纷的准绳,依靠德治形成农村和谐的秩序。

第十,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柯炳生指出,新一轮农村改革要发挥好政府和市场“两只手”的作用,要使市场在配置资源中起决定性作用,要转变政府职能,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关键是要把文件语言变成政策行动。黄季焜也认为,改革要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理清市场和政府各自不可替代但又相辅相成的作用,让市场更好地发挥配置资源的作用,政府的主要职能是改善市场环境、弥补市场失灵和提供公共品。

五、结语

“时代是思想之母,实践是理论之源”。正如严瑞珍在报告中所指出:“40 年农村改革是一个伟大的实践,它提高了我们对农业农村本质的认识,大大推动了农经学界对有关理论的探索。”中国作为世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农村改革与发展的经验,对于发展经济学和发展政策的理论与实践是一笔极其宝贵的财富,值得农经学界认真总结。与此同时,通过对 40 年来农村改革与发展的基本经验和基本规律的总结和提炼,进而推进农经理论的创新与发展,并指导新一轮农村改革的实践,这也是本次研讨会的意义和价值所在。

邓小平同志曾经指出:“我们改革开放的成功,不是靠本本,而是靠实践,靠实事求是。农村搞家庭联产承包,这个发明权是农民的。农村改革中的好多东西,都是基层创造出来,我们把它拿来加工提高作为全国的指导。”在现代化的进程中,中国农业农村面临不少挑战,参加研讨会的学者们相信,只要尊重农民的创造精神,遵循经济发展规律,勤劳智慧的中国人民,一定能走出一条符合中国国情的农业农村现代化之路,实现乡村振兴的宏伟目标。